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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重新認識農業

“青年經濟學人”評選系列報道之十九朱信凱 38歲,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教授,2009年11月破格晉升為博士生導師,美國康奈爾大學訪問學者,中國人民大學糧食產業研究中心副主任,農業部青年聯合會副主席。他同時兼任聯合國糧農組織(FAO)貿易政策國傢顧問,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中國進出境動植物檢疫風險分析委員會委員,中國農產品市場監測預警專傢委員會委員等多個社會職務。2011年獲“北京優秀青年知識分子”,2012年獲“北京青年五四獎章”。主要研究領域為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近年來以獨立或第一作者在《經濟研究》、《管理世界》、《新華文摘》等學術期刊發表(含轉載)學術論文70餘篇;出版學術專著4部,商務印書館經典文庫譯著1部,代表作為《中國農戶消費函數研究》。核心觀點我們對農業的認識往往隻是停留於“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現在已經是工業化時代,甚至於已經進入後工業化時代,農業自然而然也就不那麼重要瞭。但美國人是如何認識農業的呢?美國人講“誰控制瞭石油,誰就控制瞭所有的國傢;誰控制瞭食物,誰就控制瞭全人類”。朱信凱:瞭解農村才算瞭解中國朱信凱從事農業經濟研究純屬偶然。當年考上農業經濟專業時,甚至還有點沮喪,因為跟計算機軟件等“熱門專業”相比,農業並不受社會的重視。朱信凱說,現在他建議年輕人都應該讀一讀農業經濟學,培養自己對中國本土化問題的敏感度。因為中國的農業經濟學就是中國的國情學,隻有瞭解中國農村,才算真的瞭解中國,以後不管做哪方面的工作,都會比別人出色。2003年,朱信凱在華中農業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到人大任教。他曾多次將研究報告和科研成果呈送國務院相關決策部門。2010年12月,朱信凱署名研究報告《我國應盡快調整現行CPI結構》得到瞭國務院主要領導溫傢寶、李克強、回良玉的批示,批示要求國傢統計局會同有關部門認真研究。此報告直接推動瞭2011年1月份國傢統計局調整並發佈新的CPI權重結構。2012年6月30日,朱信凱應邀列席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7次全會,並做瞭題為《現代農業發展視野下的國傢糧食安全戰略》的專題講座。他的辦公室裡掛著兩張地圖,一張是中國地圖,一張是美國地圖。采訪中,他多次以美國跟中國做比,“中國農業農村的問題太多瞭,而且都非常嚴峻,當然,問題並不完全是壞事情,往往蘊含無限機會”。“我們必須重新認識農業”是朱信凱最近幾年最為關註的問題。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城鎮化問題、農業投資管理體制的問題、食品安全的問題……朱信凱說,這些要麼關系著中國社會的穩定,要麼涉及整個中國社會的重新佈局,其他的任何問題和這個相比,都是很小的問題。中國經濟在過去的發展有賴於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地方政府對土地資源資本化的過度依賴與追逐。朱信凱認為,行政管理資源配置失衡與官員教條主義的目標模式是產生中國農業農村問題的重要因素。“在現行的政治體制和行政提拔體制下,對地方政府業績的考核主要采用經濟增長速度等指標。由於農業比較利益偏低,地方政府偏好於將財政資源投向非農產業,強調招商引資,而不願意提供農業技術推廣等軟性公共產品,既在相當大程度上破壞瞭生態,又造成瞭土地資源的極大浪費。”朱信凱認為,中央對地方官員的考核應區別對待,對於前一百位的產糧大縣,中央應以糧食產量和生態為考核標準,不應鼓勵其招商引資。對於產糧大縣,中央應當改“獎勵”政策為“給予”政策,通過轉移支付給足給夠,而不是杯水車薪的獎勵。這是2012年暑假朱信凱帶領他的研究團隊奔赴全國20幾個縣調研後得出的結論。【同題問答】1.對於中國的諸多經濟學人,你最為尊敬的是哪一位?朱信凱:林毅夫。我們需要對中國經濟增長充滿信心。2.2012年的經濟運行到現在,當前的狀況,是否讓你感到意外?朱信凱:當然不意外,我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充滿信心,因為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國從已經崩潰的國民經濟邊緣走瞭出來,並以發展中國傢三倍的速度高速增長,創造瞭人類歷史的奇跡。3.近期在市場層面,你認為哪一項改革最值得期待?朱信凱:最期待的就是中國要盡快出臺社會經濟體制改革與城鎮化發展的路線圖,我最期待城鎮化怎麼發展。現在的道路是肯定不行。4.未來10年,你認為哪一個行業最具有投資前景?朱信凱:農業與農村,再說的深入一點就是農產品市場與農村消費市場,這是未來最有潛力的。假設我們到2049年新中國成立100周年時達到70%的城鎮化率,那個時候15億人,我們還要有4.5億農民。因此,農村消費市場是巨大的,而15億人的吃穿、生態等問題仍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農業來解決。因此,我經常講,農業是一個永恒的魅力產業。 農產品比核武器重要新京報:你最近有個觀點,美國打擊全世界的武器根本不是核武器,而是農產品。怎麼理解?朱信凱:核武器隻是一種威懾,但美國靠一個種子公司孟山都,就能幹掉很多國傢。阿根廷就是一個例子。一開始轉基因的種子通過走私的途徑進入阿根廷,當阿根廷種植轉基因大豆和玉米播種面積到瞭99%的時候,美國聲稱要收取種子的專利費,以至於阿根廷農業部不得不成立一個補償基金,舉全國之力來償還。但農業的威力遠不止於此,孟山都不僅賣種子,還賣農藥。它的邏輯是你買我的種子就得買我的農藥,因為種子和雜草一起長出來,長到一定程度,農民就要噴孟山都的農藥除草,孟山都的轉基因大豆能夠抵抗這種除草劑。可是因為下雨,孟山都的除草劑隨著地表徑流,把阿根廷其他的農作物也當做雜草除掉瞭。生態災難已經在這個國傢的某些地區表現出來瞭。所以農業它不僅僅是一個種地和養豬的問題,更不是一個短期視野就可以把握的問題,他實際上是一個比核武器還重要的重大的戰略產業。需要引起國傢戰略層面的高度重視。新京報:我們應該怎樣重新認識農業?朱信凱:農業是一個集技術、經濟、政治和國傢安全於一體,與整個人類的進化史相並存,並隨社會發展與進步越來越表現為多功能性的永恒的魅力產業。2004年中國幾乎在一夜之間丟掉瞭大豆產業,這是一個最經典的案例,也是最慘痛的教訓。我們無意懷疑別人的陰謀和操控,但至少要使我們警醒,農業涉及國傢安全,既包括人的發展權和生存權層面的安全,也包括宏觀經濟層面的安全。我們對農業的認識往往隻是停留於“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現在已經是工業化時代,甚至於已經進入後工業化時代,農業自然而然也就不那麼重要瞭。但美國人是如何認識農業的呢?美國人講“誰控制瞭石油,誰就控制瞭所有的國傢;誰控制瞭食物,誰就控制瞭全人類”。新京報:大豆產業丟失對中國意味著什麼?玉米會不會成為第二個大豆產業?朱信凱:大豆是關系國計民生的產業,它一方面做食用油,同時豆粕還做飼料,飼料影響畜產品。國際資本很容易通過國際遊資的炒作來實現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華爾街遊資的各種肆意行為,很容易造成我國大豆價格的非正常波動,而大豆的下遊產品又在CPI中占有相當比重,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到目前還沒有發佈核心CPI的國傢來講,宏觀經濟安全受到影響就是必然的事情瞭。關於玉米會不會成為第二個大豆產業,關鍵要看玉米產業的主動權在誰手上。2004年我們之所以在一夜之間就丟掉瞭大豆產業,那是因為我們首先丟失瞭大豆產業的主動權。在大豆壓榨企業普遍面臨困境的時候,國際的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在我們幾乎不設防的情況下將他們收購或兼並,而當國際資本控制大豆產業主動權之後,使用什麼原料當然也就是人傢說瞭算。因此,盡早完善與國際資本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是當前我們必須要做的頭等大事。中國農業投資效率低下新京報:從2002年開始我們國傢加大對農民補貼的力度,10年來累計安排瞭7631億元。這麼多資金投入,為什麼農業問題還這麼突出?朱信凱:美國最大的部,除瞭五角大樓國防部就是農業部。而中國,農業部幾乎是最小的部,中國農業行業的大部分職能都沒有在農業部,行業職能不在行業部委這是當前我們行政管理體制最大的問題。當前我們是“重視農業政策,輕視農業部門;重視支農資金,輕視投資效率”。我們每年拿出這麼多錢來支持農業,效果怎麼樣呢?“十五”和“十一五”前兩年中央和地方財政農業投資效率僅為52.7%,也就是說中國投100塊錢,隻發揮瞭50塊錢的作用。另外50塊錢呢?全部給損耗掉瞭。這個數字也明顯低於發達國傢83%的效率水平。新京報:為什麼會這樣?朱信凱:農業是一個行業和專業性很強的產業,但農業的很多職能都不在農業的行業主管部門。比如農業的投資功能一部分在發改委,還有一部分在財政部,財政部本來是分配資金的,卻專門成立一個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管控著比農業部還要多的支農投資。這種相對混亂的行政管理體制必然導致低下的投資效率。新京報:美國農業部是怎麼做的?朱信凱:美國的經驗可以借鑒,當前美國農業人口的比重下降到2%,但作為管理農業的核心機構,農業部卻日益龐大。美國農業部正式編制職員多達10萬人,大部分職員都分散在各州,做著最基層的農業推廣和信息服務工作。美國農業行政管理體制最大的特點在於它的綜合性,它將農業、農產品以及有關的管理服務都容納到這個大一統的管理機構中,避免瞭互相推諉、扯皮和工作領域的分割,打破地區封鎖、行政壟斷和部門分割,有利於明確責任和提高效率。新京報:跟美國比較,能得出什麼結論?朱信凱:相比之下,我國現行的農業行政管理體制,部門分割,各自為政,任務不明確,管理手段分散,有事大傢一起幹,出瞭問題誰都可以不負責任。部門利益還滲透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中,使政策法律出臺扯皮多、時間長,出臺後沒有一個具體部門督促實施,達不到應有的效果。新京報:能舉個例子嗎?朱信凱:還以投資為例,中國當前的投資體制是1995年分稅制改革以後逐步形成的。分稅制改革以後,中央財政實力不斷增強,為瞭加強管理實行瞭以發改委為主的投資管理體制。這一體制在剛開始實行的幾年,在規范投資行為,實現大的投資佈局等方面確實發揮瞭重要的作用。但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忽視行業主管部門的行業投資所導致投資效率低下的問題就越來越突出瞭。不僅是農業部存在這樣的問題,其他的部委也是一樣的。新京報:所以你認為,我國的農業管理體制需要改變?朱信凱:我們組織的課題組在國內主要農業投資大省的調研表明,體制不完善所造成的部門矛盾與沖突已經嚴重影響瞭農業投資的使用效果和效率;而所有省份調研的結果都顯示,中央財政農業投資效率低下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央層面政策的非協調性。因此,我認為,從根本上徹底改革現行農業投資管理體制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突出問題。新京報:怎麼改變?朱信凱:“十七大”之前我就呼籲農業的大部制改革,重構農業投資管理體制。首先,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應當從中央與地方的范圍和關系的調整入手,逐步建立新型、高效的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模式。其次,在中央和地方的農業投資事權和財權劃分上,應當強調投資主體的職能和執行力,即要逐步形成垂直管理的農業行政管理體制。第三,要逐步推進農業“大部制”改革,重構農業投資管理體制。這個“大部制”並不是簡單的合並,而是將職能相近、業務雷同的部門整合在一起。它的實質是按照決策、執行、監督這三者相互協調、相互制約的原則來構建政府的組織結構。研究中國問題,思想比方法重要新京報:中國問題應該怎麼研究?朱信凱:美國的經濟學研究方法世界第一,因為美國有五萬個經濟學傢,但是美國沒有多少經濟問題值得研究,它每個小問題都被無數人研究瞭無數遍。所以在歐美發達國傢,它的經濟學要想做得優秀,就要看誰的方法論用得艱深。但是,當代中國值得研究的問題太多瞭,我認為,中國如果有人拿諾貝爾經濟學獎,第一個一定是研究中國農業經濟與農村發展問題的,因為這是中國最大的國情,也是世界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理解中國經濟絕對不能簡單等同於任何西方的理論建構或經驗,理解中國經濟需要對歷史的理性剖析、對文化傳統的深入解讀以及用腳做學問的調研精神。新京報:其實最近兩年,農業已經受到重視,越來越多的企業願意投資農業,例如網易、聯想。朱信凱:這是個好的兆頭,但我感覺應該加快步伐。因為外資在大量做這個事情,大傢才開始意識到。我一直認為,誰在未來十年能夠在中國的農村市場構築起縱橫交錯、流通順暢、四通八達的市場化渠道,誰就將是未來世界上最強大的企業。城鎮化是農村和城鎮的重新佈局新京報:最近有學者提出,保障房建設跟不上,城鎮化就是空談。你怎麼看?朱信凱:這個問題很重要,中國能不能盡快把保障房和市場房分開是關鍵。就是說保障房這一部分要把價格壓得低低的,可以市場化的部分就讓它交由市場調控。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保障房這一塊沒有做起來。可能主要還是個利益和利潤的問題。更新觀念,加快與之相適應的制度與政策調整是當務之急。新京報:你認為城鎮化應該是什麼樣?朱信凱:剛剛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重要任務,把生態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走集約、智能、綠色和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這一表述,是繼1982年傢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後的又一次制度創新,國傢的經濟結構、增長方式和生產力佈局必然因此發生積極而重大的變化。我理解的真正的城鎮化應該不僅僅是城市數量和城市規模新竹法拍撤回的擴張,不僅僅是城鎮人口的增多,而是進城農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現代化。城鎮化應該是農村和城鎮的重新佈局,重新佈局不僅是一個地理的概念,更是一個人的概念。B10-B11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林其玲攝影/實習生 王政顯

新聞來源http://news.hexun.com/2012-12-27/1495322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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